七十年,我们离商业的真相正在越来越近吗?

七十年,我们离商业的真相正在越来越近吗?

1866年底,京师同文馆准备在原有的翻译课程之外,再增开算学馆教授天文、算学,同时招生对象不再仅限于八旗子弟,三十岁以下的秀才、举人、进士等科举出身的年轻人也有机会进馆学习。

消息刚一传出,一直以来对洋务运动耿耿于怀的保守派便炸开了锅,最先跳出来的是监察御史张盛藻。他向朝廷上书称,让科举出身的人改学天文算学,是用发财之道引诱士人,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让他们“重名利而轻气节”。

随后,一场大辩论爆发。这也是洋务派和保守派的第一次正面大冲突,它的导火线来自于要不要学“经济学”。

当然把算学等同于“经济学”是一种简单的指代,但事实上在153年前的近代中国,和商业有关的学科是没有机会登堂入室的。

这样的场景,和如今我们争相把孩子送去读工商管理的情形几乎大相径庭,人们也不再把名利和气节拿出来做比较,甚至有时候名利比气节更让人喜欢。

原本这是一场势不均力不同的较量:一边近千年的“士农工商”传统观念,而另一边是微弱如萌芽般的和财富以及朦朦胧胧的商业力量。但结果已经无可辩驳——商人们在现代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势如破竹,他们享受到的无上荣光甚至超过意料之外。

回到短暂但又波澜壮阔的中国最近七十年的历史,无论历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如何划分其中的脉络,我们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:商业经济正在成为影响社会走向的重要力量。

这早已超越了节气和名利“孰轻孰重”的比较。

我们这个国家是“中心论”的信仰者,民众千百年来已经养成了某些根深蒂固的思想,著名的“一个中心,两个基本点”论述的横空出世,让曾经迷茫的社会大众,找到了冲破暗夜奔向拂晓的绳索。

商业和它的从业者们也就是从这开始,有了真正放手冒险的机会,但那时,这些带头跨出第一步的人,往往出身底层天性草莽,只是时代给了他们获取财富的机会。

即使跨入了新千年,人们依然带着偏见去审视这一人群。

大家用怀疑的眼光,打量着商业世界里的人物和故事,总是觉得空气中弥漫着的是金钱的血腥和卑劣。

财富到底有没有原罪,所谓的慈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目的,一谈起商业故事和富豪榜的人物,联想到的往往是勾心斗角和奸诈。

而此时,远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彼得·德鲁克早就在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》一书中,褒奖了那些创造了财富的企业家们,他把他们的描述为“脚踏实地地工作,从不渴求意外收获”的一群人,并且他认为,“商业推动了美国社会的阶层重构”。

“企业创始人都具有天才般的智慧。”德鲁克在中国拥有大批的拥趸,那些CEO们深信,可以从德鲁克的著作中,找到无坚不摧的制胜法宝。

并不是因为德鲁克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肉麻吹捧,才让这些富豪们奔向各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习班。

真正的原因是,曾经的草莽经验不再有效。

当商业如空气般弥漫在大众身边时,我们开始思考商业的正面意义,因为普通人也可以凭借某些机会,让自己过上并不那么艰难的生活,当然更多的人选择的是按部就班的稳定,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做点“别的”。

此时,某种意义上来说,创办一个公司,或者某个商业组织,目的或许并不是和财富有关——可能出自兴趣,可能为了证明什么,亦或是某种不知名的使命感。

感同身受后,我们才开始尝试着理解财富拥有者的人性面,他们的焦虑,彷徨,孤独和哀伤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商业和性一样,虽然都很危险,但并不肮脏。

在我们拿出手机用扫一扫付款,或者在人迹罕至的一个地方享受民宿主人体贴而个性化的服务时,我们已经成为了现代商业里的一分子,我们的一举一动在推动商业创新的大踏步前进。

经济学家约瑟夫·熊彼特把现代商业革命描写为以“永不停止的狂风”和“创造性的破坏”为特征的经济系统。

往前回溯历史,新中国最早的商人们从无产者走向财富的巅峰,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,也参与了这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全部历程—这是壮观的曲折的,但充满了种种争议。

而现在,新的商业故事不再是单纯的财富获取或者消失,我们更愿意从生活和人性的角度去看待财富之间的流动,悲欢离合总是存在,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。

商业的真相或许应该就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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